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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恩格斯申辩——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者身份认同问题

发布时间:2019-07-17 23:53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掀起了有关马克思主义身份问题的讨论。其中,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者身份引起了较大争议。一方面,人们普遍认同恩格斯是第一位最权威的马克思思想阐释者;另一方面,不少学者认为恩格斯的阐释遮蔽了马克思主义本真思想。有学者认为,恩格斯“绝对不会意识到”他自己当初关于马克思学说的一系列言论,确立了他“作为马克思学说的最早的、最重要的追随者和阐释者”的地位,可是恩格斯的阐释“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遮蔽了马克思学说中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当然,也有学者持相反主张,认为恩格斯在1870—1895年写的著作“提供了对哲学问题做出不同的解释以及不同的论证的可能性”,同时也阐明了“一种新的哲学的原则,这种哲学与唯心主义和过去的唯物主义不同,尤其是与当时十分时髦的庸俗唯物主义截然不同”。

  恩格斯成为马克思思想阐释者是历史的选择。马克思集40余年时间研究政治经济学,没有充足时间系统地阐释自己的思想,尽管他本人在《哥达纲领批判》《致〈祖国纪事〉主编的信》《〈资本论〉第二版跋》《〈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序言》以及众多书信中对自己的思想做过解释,可是这类解释篇幅少且言词简单、思想凝练,给世人(尤其工人群众)带来了相当大的理解困难。1845年以后,恩格斯自觉地担负起阐释马克思思想的历史重任。事实上,恩格斯的阐释使得马克思思想获得了系统化、理论化、大众化表达,为工人群众阅读、领会、运用马克思思想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使他们方便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说恩格斯的阐释“遮蔽了”马克思学说的本真思想,倒不如说是我们后人误读了恩格斯的阐释并由此误读了马克思的思想。

  首先,关于马克思主义阐释路线的争论。有学者认为,恩格斯“不但从自己理解的前结构出发,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做出了片面的、过高的评价,并用他们的学说遮蔽了马克思的学说,包括他的哲学思想,而且也利用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借贷过来的哲学资源——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构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唯物主义辩证法’,而这一思想主要经过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媒介,被改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最终成了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唯一的权威性的阐释模式,直到今天仍然决定性地影响着中国的理论界”。依此之见,恩格斯开辟了一条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阐释路线,并且误导世人偏离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路线。但是,这一指责不具充足理由。因为即便“辩证唯物主义阐释”是一个错误的阐释路径,那也不是恩格斯的错。事实上,恩格斯既没有忘记唯物史观,也没有脱离它而去进行纯粹的辩证唯物主义阐释,那种撇开唯物史观去孤立地进行辩证唯物主义阐释的做法,恰恰是后世误读恩格斯的言论而造成的后果,并非恩格斯本人所为。再者说,恩格斯只是做了必要和应有的阐释工作,从未想过为后人创建一条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阐释路线。

  其次,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争论。有学者指责恩格斯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阐释成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误导后人用“三个组成部分和三个来源”简单化地把握马克思学说。事实上,恩格斯一再声明,他之所以写作《反杜林论》,就是希望通过详尽阐述让读者准确地把握他“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无意创造一个马克思思想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创造体系的”人是杜林先生。恩格斯还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重申:“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这告诉我们,恩格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论”的创立者,恰恰是后世把恩格斯的阐释模式化,从而才成就了“三个组成部分和三个来源论”。

  最后,关于马克思主义“正统”的争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青年卢卡奇、柯尔施都把“哲学”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反对第二国际正统派把马克思主义解读成特殊的经济学或社会学。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人们长期坚持“三个组成部分”解读模式,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问题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解读建立在学科化的“分门别类”解读上,更甚的是把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解读归咎于恩格斯的阐释。有学者坚定地认为,在恩格斯的阐释中,“马克思原初的哲学思想已经严严实实地遮蔽起来了”。实际上,这是立于哲学专业逻辑而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逻辑上审视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说的阐释。作为马克思主义阐释者的恩格斯很多时候处在与对手的论战中,因而他的阐释必然有所侧重,力求抓住要害、一击必中,不可能从事专门化的阐释。例如,为了批判杜林,恩格斯的阐释“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由于杜林在每个领域中都谈了“所有可能涉及的东西,而且还不止这些东西”,于是恩格斯从各方面联系中抓住要害内容来发起反击而不是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纯粹的阐释,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非专业性阐释内容。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说过,从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着手‘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之时起,“已经过了40多年”,“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一些地方作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不是全面系统的。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现在,“我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同样,我也感到我们还要还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的狂飚突进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在恩格斯看来,过去40年间人们对唯物史观有了丰富的了解,可是对它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却仍存误解。这告诉我们,哲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什么呢?恩格斯强调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恰恰是它们成就了马克思学说的核心内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恩格斯在《宣言》多篇序言中都强调过这一思想主旨。他还说,不管最近几十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概而言之,作为最早也是最权威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者,恩格斯忠实且创造性地阐释了马克思思想。恩格斯的阐释启示我们要坚持三个基本理论点:其一,始终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则下忠实地“照着讲”马克思思想,创造性地“接着讲”马克思思想;其二,始终在整体性逻辑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融合起来,不能遵循学科分隔思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门别类”阐释;其三,始终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融合起来理解,不能把恩格斯的言说孤立起来,甚至与马克思思想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总之,马克思的思想和恩格斯的阐释本质上是连贯的、一体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世界体系论视野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6BKS08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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